作为一部多人分著的大文学史，内容要求集大成，体例上又有一定的规范，这样就必定会对编著者个人造成相当大的约束，使之不能充分自由地发挥其观点，或构筑其独特的理论思维框架。但是这类文学史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时，如何做到平稳妥贴，而又不失自己的风格，并能展示个人的研究成果，也有相当大的难度，这里既体现了作者的鉴别判断能力，也要具有相当深厚的学养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徐公持先生的《魏晋文学史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是做得非常好的。这部书的成功之处，我以为：
第一，从体例来说，此书基本上保持了社科院文学所三卷本文学史的特点，即对文学分期基本上按封建王朝的时段划分，每一时段内又有根据文学演变情况划分的较细分期，每一分期中再设专节论述当时社会、政治、学术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各类文体发展的概况。这就使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的关系扣得较紧，能从横的面上较为分明地显示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。与三卷本不同的是：这部书的一些章节增加了对于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总体精神的概括、小作家的集合性研究，而且分期比以前更细，如三国西晋分前后期，东晋分三期，许多作家也分前后期，这些都是综合吸取了八十年代魏晋文学研究新进展的体现，也是徐先生个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。
第二，这部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填补了魏晋研究中的大量空白。据说现在美国新汉学中流行着一种观点：填补空白的史学研究已被视为过时的陈旧的研究方法，似乎已不能成为判断学术价值高低的标准，只有理论思维的更新才受到尊崇。认为寻找到一种可以视为范式的理论思维框架，使之适用于解释多种科学，才是今后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。当然我很赞同更新理论思维的提法，而且也深感这是使学术能有较大幅度发展的关键。但我认为：首先不去考虑是否人人都能创造新的理论框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，仅就追求理论框架的示范模式这一观点来看，本身就是违背学术发展的规律的。学术正如文学的发展，一旦成为一种固定模式，使研究人群都去效仿，也就扼杀了学术的生命。学术的繁荣正在于它的多元化思维和研究方式。理论思维的更新永远只能提供思维深度的指向，思维方式的启发，而不应成为范式乃至模式，可成为范式的只能是技术入门一类的操作方法。而把更新理论思维和填补空白的史学研究相对立，更是荒唐可笑。新的理论思维只能从材料中来，只有大片地填补空白，去不断挖掘未知的领域，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思维，也才能不断地丰富研究的内容和扩大研究的视野。所以我认为，填补空白，在今后的学术发展中，永远是判断学术价值高低的标准之一。具体说到徐先生的这部书，它所填补的空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：一是地域文学，如增加了吴、蜀文学的章节；二是时段文学，如对曹魏后期、东晋前期中期后期的描述，并注意到从作家生平、创作活动时间等方面，勾勒出各时段作家的交替过渡情况；三是大量中小作家，几乎《汉魏百三名家集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里留有诗、文、赋的作家，在本书中都有评传式的研究，真令人惊叹；四是重要作家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，例如曹操、曹丕整理图书的贡献，左思不平则鸣的个人因素，陶渊明的清高与汉魏以来名士清高传统的渊源关系等等；五是时代文化背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，如两晋文化背景中佛、道教的影响，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等。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小问题提出来与徐先生商榷，就是陶渊明与慧远的交往，原已为汤用彤否定，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曾讨论过此事，而从陶渊明与刘遗民诗里也看不到交往的痕迹，不知徐先生是怎样考虑的。
第三，这部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，散文和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这方面可说是填补了大片空白。近二十年来，文和赋虽然都已出过专史，但相对诗的研究而言，还是稍嫌薄弱。作为一部综合性的大文学史，文和赋占这样大的比重，这还是首开其例。但我认为这是符合魏晋文学事实的。魏晋人其实最重视的还是文和赋。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诗的文学价值最高。所以这二者比例如何安排才适当，徐先生的书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。
第四，这部书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是，对作家，特别是重要作家的人格、思想、心态的评论相当深、细，既有明确的是非功过标准，又有辩证客观的分析，把握分寸十分慎重。例如关于邺下集团；建安七子的关系和各自的心态；论嵇康的内心和性格的双重矛盾；论潘岳以及许多西晋文人作品和人格言行分离的原因等等，都在细处见出编著者的眼光，而且能令读者从这些个案分析中联想到作家研究中的一些大问题，比如把握评价和认知作家的“度”，在这方面，二十世纪是走了不少弯路的。又比如当探讨时代与作家的关系、社会文化背景对作家群体的影响时，怎样避免机械的对应性研究，去综合思考作家的个人因素、文体因素等各种复杂的关系等等。徐先生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，使这部文学史在作家研究方面，显示出一种新的力度。
第五，这部书在资料的完备、作品的辨析和取材的审慎方面，与《南北朝文学史》可以相匹配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后的小注。在这些注里，徐先生显然比较自由地发挥了他的见解，比如陈琳《饮马长城窟》的辨析；比如指出杨修在曹丕之前，就提出了文章“经国之大美”说；比如考“百一体”之称的由来，辨李密生卒年及《陈情表》的作年、张望事迹等。注中还有对一些风格名称术语的梳理，如“清虚”、”恬淡”的语源和意蕴等等。此外学术方面的一些争论意见也纳入了小注，可以引起后来的研究者注意，作进一步的思考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意见想提出来供徐先生参考，是关系到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。启功先生有《（兰亭帖）考》一文，对《兰亭帖》的石刻本（定武出现的）和唐代摹写本的来龙去脉作了很系统的梳理考证，可以证明今传兰亭帖，是王羲之写的。启功先生的这篇文章似也应该补进538页的注里。
总之，这部文学史确可称得上是缜密、详备而功力深厚的魏晋大文学史，尽管没有多少石破惊天之论。但我一直认为，判断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，不应只看它的框架和结论，更应注意它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的许多闪光点。学术的发展正是靠这些闪光点的不断积累，而众多闪光点的集合便构成了研究的学术个性。能否发现这些闪光点，就要看读者的眼力如何了。但我相信，不同层次的研究者都能从这部书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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